公民社会无力，公民观察无为
或许在许多年之后，这起发生在2010岁末浙江乐清的一位 村长之死事件，将成为后世人们观照这个时代的政府与政治、法治与人心、权力与社会的重要标本。它将让所有把目光投向这起事件的人黯然神伤，并由衷喟叹：曾 经有一个年代，权力是这样的，社会是这样的，人心是这样的。这样地冲突，这样地对立，这样地互相警惕，这样地互不信任。如果说官方对钱云会村长之死的结论 所受到网络公众大面积的拒不采信的事实，已不足以表明这样一种现状，那么当民间“第三方”开始介入到这一事件当中，并由此引出的舆论沸扬，则可能足证一 切。
“有请钱云会惨案公民观察团”——这是笔者在获知由知名学者于建嵘与知名评论人笑蜀领衔，将组成由众学者志愿加入的“乐清事件公民观察团”之时，写 作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。我曾以为，除了民间小道消息与官方“大道消息”之外，对于真相的追询其实还有第三条道路，那就是公民之力，并乐观地指出，“对钱 云会惨案，惟集公民之力才能真正让我们抵达真相。”我相信这不仅曾经是我一个人的乐观，亦是许多人的期盼。但现在看来，这样的乐观显然为时过早，也仍旧低 估了这个时代这样的一种权力、社会以及人心的现状。
按《新世纪》周刊的说法，至少有三个“公民独立调查团”前往乐清，领衔者包括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、知名网友王小山和律师项宏峰。但在其中，王小山似 不同意“观察团”之说，仅自谦为“低端网友围观团”。于、笑二人领衔的“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”，其声势最大，受关注最众。不过在“观察”数日之后，人们仍 旧发现：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走通，公民观察团却已经准备“撤离”。但在此时，乐清真相仍旧成为悬疑。“学界公民观察团”的认证微博除了对土地问题及治安问题 的调查或建言之外，亦鲜有对村长之死案给出过多的信息，亦未有报告发布。
当然不能说，这是公民观察团的铩羽而归，或无功而返。笑蜀显然不承认观察团的尴尬，对于撤离之说，他回应道，“观察团工作需调整，人员也需休整。” 其实在我看来，他们这番归来，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拿到了他们所认为的真相。这就是笑蜀以个人言论、不代表观察团的方式表示的：“我今天仍认为无蓄意谋杀的 可能。”但这一“真相”同样像乐清此前的官方结论那样受到质疑，以至有人认为他们“被收买”。知名评论人李承鹏甚至将公民观察团称为“双规观察团”，即按 照警方规定路线、规定人选走访了一遍。另外他更将知识份子称为“姿势份子”。
公信力不是光凭几个有良知或正义感的学者拉竿而起，或成立 几个公民观察团就能实现的。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毫无疑问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，但对它的培育，以及它所能发展的空间，却有赖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 化与让渡。一个大政府的框架之下，难言公民社会。当公权力仍旧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之力，尤其是当公权力已经遭致普遍的公信力质疑之时，任何看起来初衷甚好 或出自良愿的民间作业，都可能在过大的权力阴影之下走样。在乐清事件中，人们或许正是基于此而拒不相信、直至毫无凭据地怀疑那些学者“被收买”。
我们仍需呼唤最真实的钱云会之死的真相，但这一真相仍将难免陷入无法完全取信于民的困境。在一个公共危机频发的年代，我们要面临的，已不是一个政府 或一个民间组织公信力缺乏的困局，更是一个社会公信力缺乏之困局，而能够最终给出解决方案的，仍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。这样的一种公民社会，必然有着 更完善的制衡与监督，有更独立自律的空间与运作，有更公开透明的制度与环境。在村长之死事件中，公民观察团的水温初试，浅尝辄止，其所提示的无疑正是这样 一种命题：若公民社会无力，则公民观察势必无所作为。
（注：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。）
